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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同样的问题其实在法院系统中也存在，但是秦西省的法院系统在前两年进行了司法经费改革，原本由地方政府负责支付的司法经费，统一都交到省里，再由省里依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拨付，这使得各地的基层法院对于当地财政的依赖性大幅度的下降，法院的负责人在地方领导的面前，腰杆自然也就更直。

    贺军就是希望省里能够效仿法院系统的司法经费改革，让省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经费来源由地方政府变为省财政。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地方政府对检察院系统的影响力，令检察院能够更为独立地不受地方政府干涉地办案。如果说连机关的正常运转费用都没有，检察人员又怎么可能安心地完成本职工作？如果说连办案的经费都没有，又怎么能够有力地打击犯罪？如果说过于依赖地方财政，对于地方上的一些知法犯法的要求又怎么可能大声地说“不”？

    “这个问题你应当和苏书记、李省长他们商榷，我想他们会支持你的。”方明远将手中的报告放在了桌上道。与法院系统相比起来，检察院系统的经费需求要小不少，苏爱军他们肯定会不吝啬那些投入的。

    “我知道，但是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经费！”贺军沉声道，“检察院系统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是经费过于依赖地方财政，不够独立这些，还有地区差异过大，检察人员收入偏低等问题。我认为，检察系统应当得到财政预算全额予以保障，从而完全实现司法经费与返赃脱钩！”贺军所说的“返赃”指着就是检察院办理那些有赃款的案子后，地方政府根据上缴的赃款多少，按照一定比例返回检察院作为经费的做法。

    “返赃这一做法的负面影响，我想我不必说你心里也很清楚。检察院接手的案子，基本上都是刑事案件，一旦出现错案冤案，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很大。当事人轻则会面临牢狱之灾，重则还会失去生命，即便是最后能够拨乱反正，给社会和当事人所带来的影响和痛苦也是难以挽回的。实现司法经费与返赃脱钩，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冤案、错案的发生。”贺军道，“而且，在这份报告上，我还提到了，目前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，不同地方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的收入也是大相径庭，而这又影响到检察部门的人员稳定和吸纳新血加入，不利于检察机关的工作开展。”

    方明远沉默了下来，报告中，贺军列举了两个基层检察院，一个是奉元的，另一个是兴元府的，两个基层检察院，级别大至相同，但是两个基层检察院得到的经费数额却是相差颇大。结果就是奉元的这个基层检察院的负责人，能够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，也取得了耀眼的成绩，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，已经有两任院长升职。而兴元府那个基层检察院的负责人，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解决经费不足上，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则精力投入不够。报告还表明，两个基层检察院中，高水平、高学历的精英占总人数的比例也有着明显的差距，而且兴元府的那个基层检察院，还面临着人才严重流失的窘境。

    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方明远也意识到自己这些人对检察院系统的关注不足。这些年来，他们对警察系统和法院系统的整顿一直都没有停歇，但是位于中间环节的检察院系统所受到的关注相比之下就少了很多。

    “而且，我认为检察院和法院，还包括警察部门，之前招收的人也就罢了，日后再招收新人，必须要保证专业性。不是我对某些人有意见，而是没有专业性，进入这些个部门，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工作人员，日后就是一个个隐患。”贺军又道。正是因为他有更高的要求，所以才来找方明远，有方明远点头，再说服苏爱军、李东星等人，就会省事很多。

    “嗯，旧人旧办法，新人新办法！”对于贺军的这个提议，方明远也是举双手同意的。很多冤案、错案，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办案人员知法犯法有意为之，而是这些办案人员没有具备应当有的职业素质和专业学识，犯下了指鹿为马的错误，所造成的结果。这种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事情，给司法部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却是不可忽视的。

    “军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回头就这几件事，写一个简明扼要的报告，递交苏叔和李叔他们，我会和他们打招呼的。别的不好说，可能还需要走程序，需要讨论和相关部门的批准，先给你们划拨些经费，解决经费紧张问题，还是可以的。”方明远道，“这份报告，留在我这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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